方偉達老師  2017年5月27日 撰 原刊於方老師臉書

去年我在臉書上說，我看到網上說，賓州大學設計學院院長Frederick Steiner上任。我好希望能夠看到Fritz，後來郭瓊瑩主任說，想想看，能不能請到Fritz來台灣。後來，臺北大學黃書禮老師邀約，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辦理研討會，昨天夢想實現。

臉書大神很厲害，兩位老師很厲害。我的碩士班指導教授Frederick Steiner來台灣演講了，這一等，等了二十五年。

十年師恩– Dr. Frederick Steiner與我
(撰文者/方偉達，寫於2002年秋天，未發表)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為君下。
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下馬揖。
–(浙江童謠)

很喜歡看蘇東坡的詩：「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想像蘇東坡的文人氣質很重，太太已經死了十年了，但是他依舊想念，雖然身旁也有小妾朝雲，畢竟，文人多情，沒有從一而終，但是畢竟重感情，能夠從一而終的，那真的只有東邪黃藥師了。

說實在的，我其實不是很重感情的人，也很少觸景傷情，能夠看清缺憾，將缺憾還諸天地，能還諸就還諸天地吧。因為這輩子太多風風雨雨，曾想說，很多事情，自己了解就好，更不賦予他人多說，人家了解是最好，不了解也不須多做解釋，因為解釋也解釋不清楚。天地間，風雲滿地，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呢？很多事，想想看，雲淡風輕，很多人，可能這輩子也只多見過一次面，說過一句話，就此話別，那也是只有一次見面的緣份，雖然想多談一句，可能再也不得。

緣份呀，緣份。你喜歡的人，人家偏偏不喜歡你。你不喜歡的人，人家偏偏一輩子纏著你。所以說，交淺言必淺，即使深交，也一定因為言多而失焦，一旦暴露太多，風雲變色，那深度交情，也因為之間的不合而告碎。彩雲易散，琉璃易碎，本是軒昂頭角，即使是行到龍吟，也同時會產生豹變。

所以，我的感情觀真的很淡，即使是朋友，也大多不知道我自己的真正想法，也許習慣正言若反吧，不說真話，誰也不知道我真正的想法。

也許感情觀淡的人，不會有真正懷念的人。我記得小學六年級時，我的一年級老師因為出了車禍而過世，那時她因為天空下雨，幫唸國中的兒子送傘，結果騎腳踏車，被卡車碾過。在出殯回家的路途，幾個同學還是嘻嘻哈哈的。同學罵我說：「老師對你那麼好，又疼你，又讓你當班長，為什麼沒有悲傷的表情？」當然，我很懷念這個老師，因為他是我啟蒙的老師，人也很好。可是，也許我沒有辦法忘記，她用書敲我頭，小學一年級那年考聽寫，不會寫「這」這個字，回頭看同學的，於是被老師用書本敲到腦袋，我應該感謝老師的，因為這個年紀的小孩如果作弊得逞，長大之後，不知道會怎麼樣。也許當山賊草寇，也許當竊國大盜，也許當網路駭客，也許有許多也許，反正不一而足，但是被抓到了，長大也許什麼壞事都不敢做。所以，我要感謝老師，希望她在天之靈得到安慰。

在台灣被許多老師教過，經常要分數是家常便飯，大概是怕被當吧。但是，很難有老師我會一直懷念著，當然有，會想回去看的，也許不多，也許，真的是和老師，沒有緣份。

但是，在美國不一樣。有老師，簡直是上輩子結下的樑子，硬是可以斷送掉我的前途。有老師，可能是真的有緣份，即使是見面時，語言不通，還是可以好像一見如故，十年前可以在校園見到面，十年後，走過校園草皮，又可以見到面，然而已經是不同的校園。環境時空已經改變，老師的白髮已經風霜，而我，從慘綠少年，已經是略有一點滄桑。

那年，媽媽到亞歷桑那州立大學後，就一直鼓吹我來，我想好吧。也只有這個學校最先給我入學許可了，就來吧。可是剛進到學校，人生地不熟，跑到建築學院，秘書也不太理我，見不到指導教授，我覺得很無奈。第二天下午，我到學校去碰碰運氣，看到一個很帥的美國男子，約四十歲左右，穿著短褲在系上晃來晃去，我想，可能是系上年輕助理教授，上完班，要出去打球了吧。我喜歡看帥哥，看起來他人也不錯，於是就上去攀談，告訴他我的指導教授是研究所所長，並且抱怨系上秘書理都不理我。他問我說：「那我幫你安排所長的時間好不好？」

我說：「好。」接著他在名冊上寫下時間之後，我向他說聲謝謝，看到他走進所長辦公室。

原來，他就是帥哥所長。

那年過了一半，我的成績很爛，連一科A也沒有。我又跑去向他抱怨，問說：「為什麼我不能得A呢？」所長安慰我說：「也許是英文的關係吧。」然後，第二年他竟然還給我獎學金，我差點跌倒。我問說：「你們這裡碩士要三年才拿到，別的碩士三十個學分，為什麼這裡要四十八個學分？有沒有暑假可以修課的機會，然後可以早一點畢業？」所長告訴我說，暑假有六個學分到歐洲的課，於是我不但賺到學分，還學了歐洲建築藝術，滿足我到處流浪的慾望。可是，他雖然是我的指導教授，二年下來，他的課我一門都沒有修過，意思是，他根本沒有直接教過我任何課，那他是怎麼指導我的呢？

話說，寫論文的時候，我剛找到的是一個華裔的教授，但是不會說中文，英文造詣比美國教授還要好。他說：「我的想法是，要強迫你的一些想法。」我想：「我都已經來到美國了，還要接受東方教育那一套嗎？」於是，我不理會他的論文教導，竟然跑回去找所長，連論文題目也換了。

第一次口試的時候，真的是被教授圍剿，論文大綱寫的太糟，又不準確，我回答到焦頭爛額。華裔教授指著我的題目說，這沒有辦法做呢，我想說大勢已去，可能不通過了。我立即站起來，年輕氣盛，本來英文說得結結巴巴的，回頭用我想像不到流利的英文對華裔教授說：「如果你覺得我應該換題目的話，可以，我換過這個題目，你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也把你換掉。」華裔教授氣到發抖，準備要爆發，情勢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我眼睛一瞄，看到所長拉了一下教授的袖子，暗示他不要生氣。然後請我出去，事後，所長告訴我說：「回台灣準備一下，蒐集資料再回來。」

當天晚上，回到住的地方，眼淚就不自禁的留下來，我可以十年不留一滴眼淚，這個眼淚，是慨嘆生命有定，那年，預官、高考、研究所全部落榜時，學妹帶我去通靈者算命，不是已經註定我只能唸到大學嗎？想唸碩士，看來這輩子，是沒有這個命囉。那我是沒法通過命運的安排囉？我恨。

回台灣準備了一個半月，在美國亞歷桑那的公寓中花了半年的時間，改改寫寫，很爛的英文，改成比較可以看的英文，口試那天，我又被請出去了。後來，所長出來後，面有憂色，我想，可能不過吧。他伸出手來，說：「恭喜。」我也是淡淡的說：「謝謝。」第二年，我將論文投到芝加哥大學發表，順道去找所長，他說：「是新的東西嗎？」我說：「是老東西。」

我想，所長對台灣學生友善，可能是因為他爸爸以前當過海軍陸戰隊，二次世界大戰時，協助過國民政府作戰。他有一次看到我掛老爸海軍陸戰隊的隊徽，他說：「你掛的是是海軍陸戰隊徽章囉。」於是，我送給他海龜蛋裝飾品，台灣一個賣五十塊錢。

在這幾年之中，我一有開會或是被台灣送出來訓練，總是會溜到他那裡找他，他安排我做一場演講之後，告訴我說：「我們這裡成立博士班了。」我告訴他，台灣政府希望我唸的科目，亞歷桑那可能沒有。他問我說是什麼？我說：「濕地。」亞歷桑那這塊沙漠，沒有濕地，但是應該要有濕地。然後華裔教授好像忘記我得罪他的事，他建議我不要回到亞歷桑那，「因為你在我們這裡學的，已經都學到了。」「我和你說的這些，不要告訴所長。」

於是，我放棄成為他學生的機會。他問我說：「想去哪裡？」我說：「柏克來。」因為我每天清晨五點半跑操場的時候，都會朝西方大叫柏克來三次。他說，會幫我寫介紹信。直到有一天，柏克來拒絕我入學，我想，我去了柏克來五次，柏克來教授來台灣，我接觸過教授三次，沒能進去，也是緣份不足（後來我才知道，同一年柏克來收了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我向所長求救，想回亞歷桑那，卻不料哈佛給我入學許可，我將這個消息告訴所長，他說：「恭喜，恭喜。」之後，亞歷桑那州立大學給了我拒絕信。

時間一晃，離我第一次見到所長已經九年了。哈佛老教授告訴我，在亞歷桑那有一場研討會，我回亞歷桑那到建築學院的途中，看到所長，理個平頭，兩鬢已經花白，離我第一次見到四十歲的帥哥，已經大大不同了。我覺得他不復以前的帥勁，雖然四個學位的氣質猶存（一個博士加上三個碩士，每隔一兩年就會寫一本書）。但是多半有點落寞。我想到他當年的衝勁沒有了，想當年，為了要成立博士班，將農學院七個教授請到建築學院，硬是將景觀建築提升到生態戰略的層次。但是他在這裡當所長已經十年，該做的都做的，沒有發揮的餘地，西校區又建立了生態研究所，已經將他的宏圖拆散，其他教授也四散。他告訴我說：「尹瑪哈剛過世。」尹瑪哈是他的老師，美國總統最倚重的生態規劃顧問，尹瑪哈過世，就代表一個生態規劃啟蒙時代的結束。他介紹我時，有點悲傷的說：「因為到哈佛，就沒有回亞歷桑那。」但是旁邊人幫腔說：「他不是回來看你了嗎？」我聽到有一點感傷，趕快拿一本他剛出版的新書，請他簽名。

可以說，我最背也就是那段時期，哈佛和我的緣份只有一年半，給我一個學位，就把我踢出去，原來我不夠格，我不像當年的慘綠少年，還會向教授兇，現在我認了，我默默的收拾行囊，放棄戰鬥，準備離去。十二月才過完灰濛濛的銀色聖誕，冒著零下十二度的酷寒，到達一個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德州。行前有人告訴我說，所長已經去德州奧斯汀當建築學院院長了。在三千一百公里的奔馳下，我到德州只花了二天半，我不是去奧斯汀，而是去大學站，在晚上星夜追逐下，有時可以開到時速一百六十公里，這種跑法，一天就可以跑台灣一圈。我一打瞌睡，就想到所長，撐一點，撐一點，就可以見到所長了，我自己勉勵自己說。

大學站到奧斯汀只有二個小時車程，我告訴所長，我來到德州。他回覆電子郵件：「下個星期很忙，要約時間，請和助理副院長聯絡時間。」我有點難過。

在這裡撐了半年，從波士頓的花花世界，來到德州鳥不生蛋，真是唸農學院的好地方。我的博士學分，都不能轉過來，這個學校真跩，只有重頭開始，而且準備一年就修完課。壓力大到失眠，最重的時候，一個月有十篇報告要撰寫，我開始有點厭世。

九個月過去了，我沒有見到所長，暑假時開車去奧斯汀，繞道建築學院前，沒有進去。兩個星期前，我實在忍不住了，我發了信給所長，想去看看他。他回給我一封信：

「在我回到奧斯汀前，就是十四號星期六，我們可以一起吃早餐。」我看到莫名其妙，那在哪裡見面呢？
「星期六在那見面我也不知道，你要問羅傑斯教授。」我想，所長大概是太忙了，寫電子郵件，只有一句話，讓人看不懂。我問：「誰是羅傑斯教授？」「他是德州農工景觀建築及規劃所所長。」

我懂了。我到羅傑斯教授那裡，去問他的秘書，問說：「奧斯汀建築學院的院長，是不是要來這裡？」秘書說：「是呀，我正要發電子郵件給你，通知你吃早餐的地方。」

原來所長星期五來這裡演講，第二天他還約我九點鐘在下榻旅館共進早餐。

我在演講會前抵達，所長正在準備電腦投影片，準備講：「城市生態。」他看到我後，很有禮貌的朝我走來，和我握握手。演講廳光影交錯，和他投射的黑白照片，然後還有許多不小心放顛倒的照片，他不好意思的笑笑說：「還好我這裡有許多鳥瞰照片，放反了，也看不出來。」
我突然想到所長有一次在家幫我倒一杯咖啡，要煮咖啡，結果還會打翻咖啡罐，讓太太趕快來收拾的往事。我笑笑，也許專注學問的人，像是搞規劃的，搞藝術的，總是有點不會動手幹活，總有一些需要女人處理的小事吧。我有一種恍若回到亞歷桑那的感覺，只是不同的空間和時間，好像做夢一般，一年前兩個人不會想到，一年後會在德州一個演講場合聚在一起。但是如今，我已成為建築學院的逃兵，不再搞規劃，改投科學，然後反反覆覆的態度，實在不是一個好的研究者，我想，所長雖然不一定諒解，應該能理解的。
(撰文者/方偉達，寫於2002年秋天，未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