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方偉達老師 2017年10月10日 撰 原刊於方老師臉書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了,過去呼聲很高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理察.賽勒(Richard Thaler, 1945-),果然不出預料,得到了學術界最高的桂冠。但是,我對於媒體封他為「行為經濟學之父」有點意見。因為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湯瑪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1921-2016)早已於2006年出版了《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謝林深入討論了行為經濟學,這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的資深教授,在2016年以95歲高齡病逝於馬里蘭。

坦白講,自從凱因斯經濟學以擴大經濟利基,通過統治階級的全盤治理,產生新經濟的模式,這一種模式和將人類視為生產機器的共產主義,其實有不謀而合之處。在經濟大蕭條時期,人類經濟是要透過國家干預,強化就業,創造人民和國家的資本利得。然而,我在《期刊論文寫作與發表》中,就抨擊這些過時的經濟學理論,認為:「馬克斯採用歷史決定論的學說,通過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科學發展的歷史。但是,馬克思是從辯證唯物主義中得知物質科學,他採用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進程由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構成,並且以機械性原理,解釋社會歷史規律的成因,卻無法解釋人心自私自利的成因。他也無法預測,後世採用他的理論,發動了腥風血雨的流血革命,造成人類歷史中最大的生靈浩劫。」簡單來說一句話,這一種「機器主義」用來說明人心,過於簡化!

此外,在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之後,證實了凱因斯學派不是避免經濟末日的萬靈丹。小布希和歐巴馬都以企圖採用公共工程或是大量政府財政挹注,企圖解救美國的經濟,證實都失敗了。才有川普主義莫名其妙地興起。於是,這幾天我看到複雜理論之說,覺得很多經濟學的東西,都是可以掃到歷史的灰燼當中,教科書的經濟模型,參考就好了,不一定要盡信。

我的疑惑逐漸獲得解答。直到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湯瑪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在2006年所撰寫的《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中文翻譯本在2008年出版。似乎為環境經濟學上所說的「囚犯的兩難」理論,說明了經濟學中最不容易觀察到的行為模式和人類心理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也是臺灣經濟學者吳惠林所說的「理性的個人、盲目的群眾」。這一種集體歇斯底里的意識,導致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造成了全球經濟震盪。所以,我不覺得賽勒是第一位研究行為經濟學的學者,反而我覺得謝林的《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透露了更多經濟學的「非理性行為」,或是「有限理性行為」。

那麼,人類行為真的為吳惠林所說的「理性的個人、盲目的群眾」嗎?西方學者為此爭辯不休。

至少,在現代「非理性行為」的經濟學研究,已經成為了顯學。經濟學已經不是採用平衡關係來探討經濟問題。我在生態學也看到了這個趨勢,過去強調熱力學定律的平衡關係,但是,隨著熵數的增加,所有的一切現象,產生了種種不平衡關係,顯現更為磅礡壯闊的宇宙「混沌」狀態,這些都不是渺小人類所能目睹的世紀壯局。於是,過去在大學中的教科書,我記得我是念過經濟學的,我的科系的英文名稱叫做「土地經濟行政」;但是,我過去念的經濟學中,大多是古典經濟,最多談到一點凱因斯經濟。後來畢業之後,我發現我不需要受到古典經濟學,甚至牛頓式「物理經濟學」的理論所操控或是制約。於是,我閱讀了賽勒(Richard Thaler)所談的「有限理性」,或是賽勒所說的「贏家的詛咒」。他認為,「贏家的詛咒」(The Winner’s Curse),是賭徒孤注一擲的概念。我想說得是政治的應用,政客會孤注一擲,押在賠率最大的政治標的。因為他們在「執政」之後,會執著一種「起事前」落伍的意識形態。因此,不管是經濟還是政治,不理性的行為,都會影響深遠的決策。

我後來發現他所談的「一無所有的人,承擔風險的意願格外地高」,反正已經是一無所有,為甚麼不勇敢一搏,賺取人生的希望?我覺得這些都是有趣的理論。因為我當年在美國拿到博士,可以說回國之後,是一無所有;回到臺灣,申請了三十幾個科系都遭到拒絕,這不是實踐賽勒理論最好的方式嗎?因為,輸家不會有詛咒。我開始和臺灣島內所有的大學科系,開始賭博,反正申請一所大學的教職,需要花費新臺幣二萬元,以及我的印製一個學校要十幾本申請審查資料彩色印刷本的製作時間。這是一種賭注,就賭賭看吧!總是申請三十多次,總有賭贏的時候。

從賽勒的「有限理性」、「社會偏好」、「贏家的詛咒」和「缺乏自我控制」,我擷取我所要的,但是放棄真正金錢的賭徒模式,而是後來在當上大學教師之後,開始在期刊投稿之中,專心一致,成為花費時間,進行期刊產出的時間風險投入,大學教師需要以國外期刊當做是一種生活中的賭注,才能夠在大學校園生存。但是,我不想變成「期刊賭徒」,但是被國際期刊退稿十次八次,這種生活模式,已經成為常態,我也樂此不疲。此外,這些年來,我大量看了心理學的書。例如,我看了哈佛大學瑪札琳.貝納基教授寫的《好人怎麼會幹壞事?我們不願面對的隱性偏見》(Blindspot)。我返回母校哈佛大學時,還特別到心理系找貝納基教授。此外,哥倫比亞盲人教授希娜‧艾恩嘉寫的《誰說選擇是理性的:揭露選擇背後的真相,轟動學界與商界的經典之作》(The Art of Choosing)。還有芝加哥大學尼可拉斯.艾普利教授《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芝加哥大學行為科學教授揭開心智運作‎》(Mindwise)。但是,我是不會相信這些教授的一面之詞的,我也看了非主流性的研究,例如亞歷桑納大學教授道格拉斯‧肯瑞克《誰說人類不理性?基因演化比我們想得更聰明》(The Rational Animal)。這些科普書,都豐富了我的見解。

當然,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賽勒(Richard Thaler)在群雄環伺之下,終於獲獎,他所談的「有限理性」比較保守的,也比較不會遭致反對派教授的批判和圍剿。賽勒是個有趣的人,我發現他的書在臺灣出版的《不當行為:行為經濟學之父教你更聰明的思考、理財、看世界》。標題很聳動,內容也很有趣。這是一本相當科普的書,當賽勒得獎的新聞在10月9日出現的時候,這一本書就絕版,需要再版了。我想,人類總是追逐新聞,追逐英雄,追逐新的救世主。新聞不死,經濟學不死,當經濟學注入新的生命的時候,納入了環境保護、人類心理,更添增了經濟學的那一種早已失去的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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